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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  1953年,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,就有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人屈原,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。
  端午节吃粽子、插艾枝、赛龙舟等古老风俗,这是为了纪念屈原,妇孺皆知,然究其所以,知者甚少,有必要写一部《屈子传》,记其生平,赞其美德,颂其业绩,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,鞭挞天地不公,人生不平。
  为了创作这部《屈子传》,1993年秋,我南下考察鄂湘月余,足迹几乎遍及当年屈原生活、工作、流浪、放逐过的一切地方,拜访了诸多专家学者和史志工作者,凭吊了众多古迹,考察了楚地风俗民情,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感性知识。
  两千多年来,研究屈原思想和楚辞的书籍堪称是浩若烟海,但记载屈原生平的资料却少得可怜。即使在这凤毛麟角的生平记载中,也众说纷纭,让人莫衷一是,我只好从分析比较中择善而从。
  屈原的生卒年月及享年,史家历来分歧很大,我从郭沫若说,即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,卒于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,享年六十二岁。
  我是先整理出一个“屈原年谱”,然后依谱写作。有关“屈原年谱”之类的书不下几十种,在整理“年谱”的过程中,我多有涉猎,以《中国历史大事年表》和任国瑞先生的《屈原年谱》为主要依据。
  因屈原的生平资料太少,创作中不得不把许多屈原的故事和传说拿过来加以改造,合理应用,作为史实来写,以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。
  陆侃如《屈原评传》说:“他任左徒之前,当然是先任了几时较低的官职了。”据此,我安排他先到鄂渚去干了一年县丞。这一年对屈原来说很重要,是他官为左徒、变法改革的基础。
  尽管诸多好友批评我:“心态未完全自由,过于拘泥史实”,郭沫若也说“历史剧不承担传播历史的任务”,我还是固执一己之见,凡有史可依、有案可稽者,都谨小慎微,不敢有丝毫马虎与苟且,更不敢肆意妄为;我反对那种不顾史实,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的不严肃做法。
  史书上无记载的,我则鼓起幻想的彩翼,挣脱现实的疆界,向虚幻的世界飞升。在这“飞升”的过程中,我掌握两条基本原则:一是不违背历史的真实,力求合情合理;二是不损害所传主人公的形象,不与史实有任何背谬与矛盾。
  文学创作固然不能媚俗,但却不得不考虑多数读者的接受能力、追求、爱好和兴味,有较强的可读性。接受朋友们的批评,我的“三圣传”——《孔子传》、《孟子传》、《孙子传》严谨有余,活泼不足,在这部《屈子传》中,大胆地描绘了屈原与南后郑袖的情爱纠葛。
  1992年7月下旬,工作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董乃强先生寄来一《南方周末》剪报,报载《屈原死于谋杀》,言屈原与南后郑袖私通,太子横是他们的私生子。横执政为顷襄王后,屈原的政敌子兰、靳尚之流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险,派杀手赶往汨罗刺杀屈原。乃强很希望我吸收这一屈原研究上的新成果,因为这样“要比孔子、孟子仅从政治、教育方面叙写要生动活泼得多”。乃强知我思想迂腐古板,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,信末开导我说:“需知:一、春秋战国时期,男女关系随便,反映了父权制与母权制交替时代道德风俗的交织;二、文学艺术家与女人(特别是风情万种的歌舞美人)的关系一直是异常密切的,屈原才子,当然不能例外。”感激乃强的一片挚诚之心,我对这一意见十分重视和认真,很想用这一新观点来写,但几经推敲,最终还是放弃了:第一,顷襄王是屈原和郑袖的私生子,在时间上对不起来;第二,屈原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洁身自好,而且他“明于治乱”,定然知道与怀王宠姬私通的危害与后果。这样写离传统观念太远,有损屈原的形象,深恐犯 下“亵渎圣贤”之过。然而,这篇“谋杀”的剪报与乃强的开导希冀,却给了我极大的启迪,我试探着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:郑袖是野心勃勃的贪婪女人,她看准了屈原必将成为楚之朝政的主宰,他才华横溢,美貌绝伦,为了政治上的需求及精神和肉体上的满足,她决心占有屈原,于是向屈原发动了猖狂的进攻,施展了一个风流放荡女人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。在这强大攻势与非同寻常的异性诱惑面前,屈原也曾怦然心动,他几度神魂颠倒,方寸大乱,险些坠于泥潭。然而屈原毕竟不同于凡夫俗子,几经灵与肉的交锋,是与非的拼搏,他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感情,悬崖勒马,迷途知返,保持了自己的圣洁与清白。在这里,我未将屈原写成天生的圣哲,他也是父母所生,血肉之躯,他也有七情六欲,有过自己的失误与过错,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完人。我不知道这样写是否妥当,分寸把握得是否适中,心中总是惶惶惴惴……
 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,传屈原不写其诗赋,不仅失之偏颇,而且异常跛脚。我想,读者(尤其是青年读者)读了这本《屈子传》,不仅应该了解屈原都有哪些诗赋之作,而且还要了解这些诗赋产生的背景,诗人是怎样写成的,它们的大体内容是什么,各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,等等。我不是研究楚辞的专家,书中所写多是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,鹦鹉学舌而已。
  屈原诗赋的写作时间,学术界历来意见分歧很大,对此,任国瑞先生在其《屈原年谱》中专门加了案语,抄录于附录之中,供读者参考。
  有朋友问:你已出版的三部书都是为圣人立传的,故世称“三圣传”,其中的《孟子传》和《孙子传》为两千多年来的第一部,系填补国内外空白之作,而且连连获奖。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,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呢?你不觉得是所传的圣人们在冥冥中保着你吗?问的真有意思,这我倒不曾意识到。我只觉得自己是弱苗幼株,离开了肥沃的土壤,充沛的雨水,温暖的阳光,便不能存活,不能发育成长,不能开花结果;又像一只美丽的风筝,之所以能够扶摇直上,飘舞晴空,逗得草地上的孩子们如痴若狂,靠的是春天强劲上升的阳气;天地间倘无升腾的阳气,蔑扎纸糊的风筝,何以能够升空!这本《屈子传》之所以能够成书,得由衷地感激中国孔子基金会匡亚明会长、中华孔子学会张岱年会长和董乃强主任、中国屈原学会汤炳正、魏际昌两会长及何念龙先生、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骆承烈院长、湖北社科院李文澜先生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王兆山主任、湖北秭归县文联何不强主席、湖南汨罗市屈原纪念馆刘石林馆长、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志春先生等,以及我的众多亲友、弟子,他们或给我以支持鼓励,或帮助解决疑难困惑,或为我邮寄书籍资料,或给我提供考察上的方便,或从不同角度、以不同方式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困难。如今这部四十余万言的《屈子传》业已奉献于世,怎不令我心潮翻涌,称谢不已!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曹尧德
                1995牛4月于龙口梅菊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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